河北石家庄井陉县孙庄乡洛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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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村动态

“明星村”的集体经济真相

发布时间:2014-01-19 19:03:23     阅读:218 举报

    来源:2012-03-25 第2017期 今日话题

    农民在产权不清晰的集体劳动中会失去积极性和创造力,已经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答案,然而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怀疑这一事实,或者觉得这只是农民“思想觉悟没有跟上”造成的暂时性问题。

富裕跟分不分家无关,跟敢不敢经商有关

      华西村和长江村所在的苏南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著名的苏南模式,这里存在大量以村集体为单位的经济主体,其主要特征是依靠集体积累发展乡镇企业、推进农村工业化。市场化在不同地区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主要是各自市场化的起点不同,当年温州发展乡镇企业的主要形式是家庭工业,没有集体投入是因为这里有集体但没有“集体经济”,因此同样富庶的浙江,广东,却没有涌现出“明星村”,因为他们的村级经济分家较早,早就没有再以村为单位进行核算,如果说长江村和华西村证明了集体经济不错那么浙江和广东的富裕农村也足以证明单干经济也不错。归根结底,并不是“集体经济”在和“单干”的制度竞争中取得成功,而是不管集体还单干,他们和不搞经济或者没有条件搞经济的地区相比都取得了成功

      而这一切,都是和改革开放以前的集体经济年代背道而驰的,乡镇企业的成功源于面向市场求发展,并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机制。拿华西村和长江村来证明“不分家更好”的人们不明白,如果整个社会全盘恢复他们所主张的集体主义,那么这些明星村的集体经济就不可能取得大的成功,这也是为什么明星村在改革开放之后才纷纷出现的根本原因.

明星村根本不是所谓“集体经济”模式

集体经济的鼓吹者忽视的一个最根本的事实是:乡镇企业和改革开放以前的集体经济完全不是一回事。


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集体经济,是指人们共同劳动,并共同分享收益,简而言之,这个集体是劳动者的集体,而不是“资本家”和出资人的集体。如果按照集体主义的主张,那么华西村也好,长江村也好,包括南街村也好,其村办企业的红利都应该在参与劳动的全体工人当中进行分配而不是仅仅“中心村”的村民有分红的权利


而如果股份收益也算集体主义的话,那么不管微软还是伯克希尔,任何一家公司只要有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就都是“集体经济”。华西村长江村等所谓集体主义村庄,其实质是村民以土地和人力入股,作为原始股东享受乡镇企业的分红他们获取的这一部分收益实际上是股份收益,而不是劳动收益。把华西村和南街村等等称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所以也有观察者认为,集体经济早就在中国的历史上消失了,也不可能再复活,今天人们说所的“集体经济”,只不过是一个个戴着“集体”帽子,能够给原始股持有人进行分红的企业而已。


“集体”曾经是政治避险的必须


在改革开放前的整个农村“集体经济”年代普遍农民和农户家庭不被允许获得集体劳动之外的收入,养一只鸡或者种一点葵花都有可能被看成不走正路的资本主义倾向,农民任何个人奋斗的手段都要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但集体经济可以规避这个问题,当时的政策在宏观上允许村集体小规模的搞副业,样板戏《龙江颂》里面就有"农业损失副业补"的著名台词,1976年,北京的四季青人民公社和玉渊潭人民公社的工副业,都已经有相当的规模,四季青人民公社,就有养猪场、粮食加工厂、粉丝厂、盆窑、修配厂、铸造厂、农机厂、玻璃钢厂等等,四季青农机厂生产的平地机,还销往东北等地。


而文革结束以后,随着包产到户的推行,尽管不再禁止私人从事“副业”,但雇工问题仍然是一条陷阱。当时法律认为,雇佣他人劳动属于剥削,而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允许剥削现象的存在,因此广东农民陈志雄雇工承包鱼塘,安徽年广久炒“傻子瓜子”,都因为雇工问题差点面临牢狱之灾。但本村人在本村里的企业里干活,则属于替自己干,不会被禁止,这也几乎注定了早期的企业一定是“集体经济”的。


另一个原因是对政治风险的担心,人们害怕自己办企业成为人民的敌人,因此尽量将自己的企业挂靠在村镇集体上,给企业戴一顶“红帽子”。直到一九九一底,广东的乡镇企业都只有26.79%属于私人所有,而40.70%的企业属于镇集体所有,25.81%的企业属于村集体所有。


以集体的名义便于获得生产要素


除政策限制之外,生产要素的安排也使得“集体经济”具备先行一步的条件,在资本的原始积累上,集体经济可以靠集体经济积累,即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从农业上“抠”出来的一部分资金;劳动力则可以“集体内解决”;而农村土地本来就属于集体所有,一旦打破上级的土地管制,集体经济在土地使用上占尽了先天优势。


其实在一些村民以土地入股发展工业或者招商引资的地区,即使完全没有所谓“集体经济”,村民每年的土地分红也一样颇为可观,其分红水平甚至不低于华西村、长江村等集体经济明星村。但在今天,村集体自行运作土地,已经和政府的土地财政构成直接利益冲突,故不再被宣扬。


所谓集体经济应该股份化


产权不明晰的恶果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要么三个和尚没水吃,要么把精力都放在分财产上,对存量改革的热衷代替对增量的热情。而集体主义明星村里,为什么这一幕没有发生?其实因为反过来回答,并不是因为这些明星村做得很好,才没有发生;而是正因为没有发生这些争执,类似的明星村才能继续辉煌下去。


实际上,这些明星村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带头人”拥有高度的权威,带头人不仅拥有董事长一般的控制权和经济支配权,他甚至可以自己随意划分自己在集体资产中的所占比例。例如南街村甚至在连正常的公开收购程序都不进行的情况下,通过所谓外圆内方改革,将集体资产大量转化为管理层的个人资产,而村民对此毫无监督权。


我们很难为这种产权不清晰的经济形式继续存在找到理由。如果说要保证农民的分红收益,其实只要从中划拨股份给他们即可。变集体所有制为股份制,除了产权明晰之外还有一个额外好处,即农民的所有权可以变现,农民可以获得更大的经济自由。而这些集体经济的典型中,农民却失去了经济自由,例如华西村每户农民名义上每年可以获得数十万元的收入,但在“多提积累,少分配;少分现金,多参股”的安排下,奖金收入只实际兑现20%。为了享受华西村的别墅和轿车等福利,每个人都成为集体系统的齿轮,村民在享受一定层次的生活水平下,村集体牢牢套住每个人的股金。


无论在南街村还是华西村,一旦村民离开本村生活,或者不在村办企业工作,包括房子、奖金与分红之类福利都将收回——农民对自己拥有的那份“集体财产”的权利,比一个股东拥有的权利要小得多,可想而知,如果把农民的集体成员身份换成股权,他愿不愿意换呢?“集体经济”四个字,是不是恰恰成了阻碍农民换取股权的借口呢?


结语:明星村的财富来自市场经济环境和企业家的创造力,“集体经济”并不是明星村最长的那一块木板,而是最短的那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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